以”德国老司机驾校”连环迷奸案为例

案件背景与跨国犯罪学语境

在当代犯罪学与法庭科学领域，化学辅助性侵犯（Drug-Facilitated Sexual Assault, DFSA）正呈现出高度组织化、跨国化与数字化的演变趋势。自2024年下半年起，一起震惊欧洲及全球华人社群的特大跨国连环迷奸案在德国多地陆续进入司法侦查与审判阶段。

该案件以一个名为”德国专家驾校”（德语：Fahrschule für Experten in Deutschland）的Telegram加密通讯群组为核心节点，暴露了一个由八名男子组成（除一人外其余全是中国人，生活在德国，其中一人在荷兰）的犯罪网络。他们的受害者几乎完全是中国女性，分布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曼海姆、纽伦堡、柏林、慕尼黑、哥廷根以及荷兰。时至今日，仍有部分受害者尚未被确认身份。在2020年至2024年长达四年的时间里，该团伙通过严密的组织分工、极具欺骗性的社交伪装以及高度致命的化学麻醉手段，对至少30至40名（潜在受害者可能远超此数）在德华人女性实施了系统性的下药性侵，并录制、传播海量极端暴力色情影像。

这起案件不仅在犯罪规模与手段残忍度上令人发指，更因其涉案人员的”双面人”高智商犯罪特征，以及在司法审判中涉及的”谋杀未遂”（Mordversuch）与”预防性羁押”（Sicherungsverwahrung）等复杂法理争议，成为了国际刑法界与社会学界研究数字时代性别暴力与药物滥用的标志性案例。

本报告将全景式梳理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八名核心成员的具体身份与犯罪事实、法庭审判的法理依据与被告认罪态度，并深度解剖该团伙的犯罪心理机制及受害者的创伤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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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来龙去脉与犯罪网络的演进轨迹

“德国老司机驾校”犯罪网络的形成与覆灭，勾勒出一条从个体隐秘的病态性幻想，逐步演化为有组织跨国数字犯罪集团的清晰轨迹。

犯罪雏形与试探阶段（2020年–2021年）

该团伙的主犯及核心组织者张大鹏（Dapeng Z.），早在2020年便开始频繁游弋于各类暗网与暴力色情网站。在大量观看疑似被麻醉女性遭受性侵害的视频后，其自青少年时期便深藏的强奸幻想被彻底激活。随后，他在一个色情网站上偶然发现了一个Telegram强奸群组的链接并加入其中。

现实生活中，张大鹏的另一面是”别人家的孩子”。他出生于中国，在德国生活了20多年。2002年，他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2005年赴德留学，进入图宾根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最终获得信息技术硕士学位，并辅修工商管理。他曾结过婚，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向前妻隐瞒着自己的罪恶行径。被捕前，他是世界著名跑车制造商英国路特斯（Lotus）汽车的信息技术部门经理。在领英资料中，他穿着西装，戴一副金边眼镜，外表斯文。

2020年秋天，张大鹏首次通过网络非法渠道订购药物。按张大鹏自己在庭上的供述，在2020年的某天，他在一个色情网站点开了一条链接，链接指向Telegram上的一个加密群组。张大鹏承认，自己青少年时期偷偷看过父亲收藏的强奸主题色情视频，那是他相关暴力性幻想最早的来源。20年后，他在Telegram上找到了一个把这些幻想付诸实践的社群。

他记录在案的第一起犯罪发生在2021年1月，他把镇静剂混入一名女性朋友的晚餐，强奸了对方，并用手机、数码相机和绑在头上的GoPro全程录像。此后两三年里，他陆续把目标从女友扩大到熟悉的邻居和女同事。在短短两个月内，他对一名曾帮他照顾宠物猫的女性朋友实施了四次下药、两次强奸及拍摄。

2022年8月30日，他差点被当场抓获。他借故进入一位女同事位于法兰克福的家中，刚刚将她迷晕、还在一旁拍照时，对方在中国出差的丈夫意外通过家中智能监控看到了这一幕，立即打电话给邻居，请求协助报警。当警察上门询问时，张大鹏的解释是”只是觉得她可爱，所以拍了几张照”。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警方让他离开了。但这次惊险经历让他停手了大约一年半。

这种从熟人下手的试探，不仅让其积累了药物剂量控制的所谓”经验”，更使其彻底跨越了犯罪的心理阈值。

组织化扩张与数字猎捕（2022年–2024年初）

随着个体犯罪的熟练度增加，张大鹏的作案对象迅速从身边的朋友、同事扩展至陌生女性。与此同时，他通过一个广告横幅进入了Telegram的加密聊天群，并迅速从一个边缘参与者蜕变为核心管理者，建立了名为”德国老司机驾校”的8人核心私密群组。张大鹏很快从学习者变成了实施者和组织者。从2020年8月起，他先后加入25个聊天群，群成员最多时达2316人。群内充斥着针对失去意识女性的性侵影像、下药教程、药物购买方式和作案经验。张大鹏还开始在一个名为”客户服务”的群组中担任管理者，该群有32名成员，用于和购买麻醉药物的人交流。判决书写道，他自己也向其他成员出售麻醉药物，药物种类包括多种处方类镇静、催眠和麻醉药。

该犯罪网络呈现出显著的分层式运作结构。在8名核心成员（其中7人居于德国，1人居于荷兰）的操控下，网络下设多个关联群组，其中一个用于发布资讯的大型群组规模高达约4500人。

停手一年半后，到了2024年1月，张大鹏开始以看房为由对陌生女性作案。德国《日报》后来在一篇长篇调查里引述一名黑森州警探的话：如果张大鹏没有从熟人圈”扩展”到陌生人，他和他背后的网络很可能永远不会被发现，因为熟人受害者事后多以为是身体不适，对他毫无怀疑。

自2024年1月起，该团伙的猎捕手段完成了从线下随机接触向”数字精准围猎”的升级。他们高度利用中国留学生及华人社群广泛使用的微信、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专门搜寻发布短租、转租或看房信息的年轻中国女性。嫌疑人刻意使用女性化的账号名称与沟通语气，假冒”女性租客”、”代女友看房的男友”或”临时送东西的朋友”，极大降低了受害者的戒备心，进而伺机进入女性的私密居住空间实施投毒与性侵。

看房时，张大鹏自称是”我女朋友让我先来看看”。一进门，他便找机会从背后用一块浸透麻醉剂的毛巾捂住对方口鼻。受害者倒地之后，他向她体内注射更高剂量的镇静剂、用黑色胶带捆绑双手、不戴避孕套实施强奸，并全程录像。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他用同样的手法作案四次，并将作案过程拍成视频发到群里。警方后来在四个报案现场都提取到了他的精液。

几天后，张大鹏以同样的手法在哥廷根（Göttingen）再次作案。那里的受害者年仅18岁，是一位女大学生，她此前从未有过性经历。当她从昏迷中醒来时，独自一人在公寓里，并发生了多次呕吐。在曼海姆的那名受害者醒来时，甚至在枕边发现一片他留下的”事后避孕药”和一张字条，警告她若不配合，将公开视频。

在这四起看房案件之外，还有一起令人骇然的案件发生在纽伦堡。那间度假公寓的女房东是一位单亲妈妈，和11个月大的女儿同睡一张床垫。张大鹏上门后，递给她一颗事先用注射器注入了麻醉剂的巧克力球，等她吃完巧克力昏倒后，他先把婴儿挪到旁边，然后在那张床垫上对女房东实施数小时的强奸。期间婴儿醒了两次，张大鹏用奶瓶给孩子喂奶粉，孩子睡去后，他继续实施犯罪。事后他在自己管理的32人电报小群里得意地写道：

“药物长期被油浸着，但似乎没有影响药效。”

“我把它装进一颗巧克力球里，给一辆’车’吃了，然后毫无问题地开了一匹大型外国马。”

这一段对话后来连同所有视频、聊天记录，被警方从他的硬盘里恢复出来。那位纽伦堡的受害者直到警方根据他的录像找到她、出示证据的那一刻，才知道自己曾被强奸过。

跨国警务协作与团伙覆灭（2024年下半年至今）

2024年上半年，德国法兰克福及周边联邦州警方陆续接到多起中国籍女性关于在接待看房时遭人迷昏的报案。受害女性在清醒后选择了报警，警方提取了证据并正式立案。警方通过现场提取的DNA与毒理学检验，确认多起案件具有高度一致的连环作案模式。鉴于案情恶劣且目标群体高度特定，2024年9月，德国黑森州刑事警察局罕见地同时使用中文、英文和德文三种语言发布紧急警情通告，警告在德年轻中国女性谨防一名专门通过”小红书”和”微信”寻猎目标的连环强奸犯。中国驻德国多地总领馆亦同步发布最高级别的领事安全提醒，敦促华人女性在接待看房时切勿独处，并开通专线收集线索。

调查的突破口出现在2024年11月14日。在中德执法机关的紧密数据协作下，张大鹏在大盖劳停车场被按倒。警方随后进入他在法兰克福近郊的住宅，一共搬走了多块硬盘。粗略统计，硬盘内含有16.7万段照片和视频文件、约1000万张图像。其中儿童色情材料15.8万份，检方后来在起诉书中明确指出，其中四分之一涉及对女童的”严重性虐待”。数字取证彻底揭开了这个核心私密群组——一个仅有八个人的群组，名字叫”Fahrschule für Experten in Deutschland——德国老司机驾校”。随后，黑森州州刑事调查局（LKA）成立了一个由40人组成的专案组，该专案组的调查也为抓捕群聊中的其他成员提供了关键线索。通过群组内的通联记录与药物交易网络，德国巴伐利亚州、柏林、下萨克森州以及美国洛杉矶、荷兰警方相继收网，蒋中懿、周同、邵之霆、许徐开元及翁偲喆等核心成员被悉数抓捕归案，部分涉案人员的审理一直持续至20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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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作案成员的具体身份信息与犯罪事实剖析

该八人迷奸团伙最令社会舆论震惊的特征之一，在于其成员普遍拥有极其优越的高等教育履历与光鲜亮丽的社会职业。这种”精英身份”不仅是他们实施社交欺骗的最佳面具，更折射出高智商犯罪的极端危险性。通过法庭文件与警方披露，核心成员的具体身份与犯罪事实已清晰浮出水面。

一、八名核心成员身份与作案细节矩阵

本案的八名核心成员中，七名为中国籍男子，一名为与荷兰网络相关联的嫌疑人。其身份背景与犯罪行为的具体分工如下表所示：

二、犯罪行为的极度残忍性与技术化深描

在上述成员的具体犯罪行为中，展现出了令人战栗的工具理性与技术化倾向。

以蒋中懿为例，其作案目标高度固定于身边的熟人。“他不是陌生人。”——在慕尼黑地方法院的判决书中，这一点反复被提及。蒋中懿以中国留学生身份于2023年抵达德国慕尼黑，进入慕尼黑工业大学（TUM）——一所全球知名的顶级学府——攻读机器人学硕士学位，拥有清晰的学业路径和体面的社会形象。在案发前，他在旁人眼里几乎是完美的代名词：专业的学术背景，邻里间也维持着一个温和、体面的形象，几乎没有任何异常迹象。

小文（化名）和蒋中懿最初是同住一栋楼的邻居，2022年起两人便居住在同一栋住宅内。2023年，两人发展为恋人关系，并长期往来密切，这也为其后续行为提供了进入更私密空间的可能。也正是从此时起，蒋中懿陆续加入”德国老司机驾校”等几个群组。他在群里曾向其他成员（包括张大鹏和邵之霆）询问：”如何对一个53公斤体重的女性下药？”他后来在法庭上坦承，自己一直对熟睡的女性着迷，从小就觉得”熟睡的女性非常美丽”。他还说，他会看着熟睡的母亲，并握住她的手。

2024年12月，警方破门进入蒋中懿位于慕尼黑的公寓时，小文正昏睡在他床边——就在几小时之前，她又被他下了药。2023年至2024年间，蒋中懿多次从非法渠道购入本应用于重症监护室的手术级镇静剂咪达唑仑（Midazolam）。为追求受害者处于绝对无知觉的深度昏迷状态，他刻意将剂量提升至一般医疗安全标准的5到10倍。法庭资料显示，在某次性侵过程中，受害者因药物过量出现舌根后坠、面部发绀（严重缺氧）等危及生命的临床体征。面对这种随时可能致死的危急情况，蒋中懿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急救措施或停止侵害，反而继续追加药物，甚至两度离开作案现场，将陷入深度昏迷的受害者单独锁在室内。如果在此期间她停止了呼吸，蒋中懿是根本无法察觉的。

在蒋中懿的作案视频中可以看到，当他摇晃受害者时，她已经没有任何反应。有时能听到叹息或沉重的喘息声——这是舌头后坠堵塞气道的典型标志。如果受害者偶尔抽动一下，蒋中懿就会显得很烦躁，然后继续加大药量。他会将迷药滴在棉签上，然后用力捂住女子的口鼻。有天晚上，他甚至给受害者戴上了一个FFP2口罩，就是为了把浸满迷药的棉签固定在她的脸上。偷偷下给邻居的苯二氮䓬类药物，导致她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什么都记不起来。当她醒来时，以为自己虽然睡了很久但还是没有睡够。蒋中懿给她发信息说她感到头晕恶心、想再躺一会儿。她给其他联系人发信息说自己情绪很低落，甚至向一个人吐露，她很担心自己在睡梦中自杀——她不知道自己在睡着的时候做了什么。这名女子直到警方介入调查后，才知道她的所有症状都是由麻醉剂引起的。

在慕尼黑庭审中，一名刑警报告了他在蒋中懿的iPad上发现的内容：设备上存储了超过850张照片和视频，内容涉及色情和强奸。”在过去的九年里，我从未看过这样的视频，”这位警官说，”我当时直接恶心坏了。”一个细节引起了警官的特别注意：一些拍鞋架的照片——那是蒋中懿女邻居的鞋架。照片的数字时间戳证明，蒋中懿是在作案的当晚拍摄了这些照片。警官推断，当他的女邻居被迷晕躺在他公寓的床上时，他必定是偷偷上了楼，进入了她的公寓，拿走了她的高跟鞋——他给鞋架上的鞋子拍照，是为了之后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鞋子放回原处。在作案视频中可以看到，他将高跟鞋的鞋跟插入了受害者的身体。

2026年4月14日，28岁的蒋中懿因两项谋杀未遂、七项严重强奸以及侵犯个人隐私等多项罪名，被慕尼黑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零3个月。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他利用高剂量麻醉剂对女友实施了至少8次强奸，甚至在受害者数次呼吸骤停、濒临死亡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停止暴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犯罪并非孤立个案——蒋中懿活跃于”德国老司机驾校”加密群组，群内成员以隐晦暗语交流，对女性实施侵害的过程被记录、传播，甚至被总结为可模仿的”经验”。

这不禁让人想起几年前震动韩国社会的”N号房事件”——一场26万人参与的集体性剥削。聊天室内播放未成年人淫秽视频，26万人观看直播。公开资料显示，该事件涉及超过26万名付费或围观用户，受害者中包括多名未成年人，最小年龄受害者为年仅11岁的小学生。主犯赵主彬曾拥有良好的学业背景，曾任学报编辑部编辑局长，却在匿名平台中构建出一套以性剥削为核心的地下秩序。N号房事件也展示出类似的犯罪结构：借助加密聊天工具，施害者通过诱骗、威胁等方式控制受害者，并将性侵过程转化为可传播、可交易的影像内容。

来自中国的周同（Tong Z.），自2016年起生活在德国，2021年开始在巴登-符腾堡州读大学，近期居住在柏林阿德列尔斯霍夫（Adlershof）。判决书显示，周同大部分空闲时间用于电脑，他的现实社交关系不多，尤其不与德国人建立友谊。他认为德语是障碍，并因语言问题经常感到被排斥。他的私人交往仅限于中国籍人士。判决书还提到，周同喜欢旅行，曾参加过团体旅行或通过网络有针对性地寻找女性旅伴。他的网名是”白天是神，夜晚是魔鬼”（Gott bei Tag, Teufel bei Nacht），自2023年底到2024年底经常在Telegram上与张大鹏互发私信，两人交换了至少2000条私信。周同在聊天中吹嘘自己已经强奸了18名女性，写道受害者在被迷晕状态下的挣扎让他感到兴奋：”操她的时候，她哭得那么惨，操的时候她的尖叫声真是太爽了。”还有一次他写道：”绝不能让她清醒过来。”在他的电脑里，他为每一个受害者整齐地建了文件夹，其中一个被命名为”床垫上的女人”。

在现实生活中，周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留学生陈怡（化名）回忆，周同常自称”老柏林人”，对柏林很熟，主动要带她”出去放松放松”。她表示拒绝后，周同会攻击她的文科生身份：”你们文科哪那么难，论文随便写写都能过。我学理工的都没你们这么忙。”后来陈怡离开德国去其他国家交换，出发前有两箱衣服需要找寄存处，在朋友圈求助时，”周同跳了出来，表示愿意帮忙。我想只是衣服，应该问题不大”。交换期间，尽管她明确表示过自己有男友，但周同一直发消息问候、示好。”有一次我放假回德国，他说要来接机，我拒绝了，他就自己查了航班信息，来机场蹲我，还带了一枝玫瑰花，”陈怡记得，当时周同在机场推着手推车，一直追着她，要送她回家，”好在我没带什么行李，自己跑掉了”。交换结束回到德国后，陈怡联系周同取行李，后者表示可以带上行李去机场接她，再将她连人带行李一起送到住处。在机场碰面后，两人商量流程——“他说他要去他老板那里一趟，让我在他车上等，如果困了的话可以睡一会儿。我拒绝了，和他说我住的是多人宿舍，周同就提出让我自己坐公共交通回去，之后会把行李箱送到我住处。我表示不便，因为洗漱用品都在箱子里。他就让我把洗漱用品拿出来，坚持要之后把箱子送到我住处。当时我很疑惑，接机不应该接的是人吗？”两人争执不下，陈怡最后自己带着行李回家了。陈怡记得，周同对自己的求学经历、所学专业含糊其辞，学业不忙，有时会向周围人宣传自己提供接机服务。加上周同相貌普通，身高大约1米7出头，种种气质都”没有攻击性”，也没有让她感到威胁。

2022年，华人李真（化名）因为合租而认识了周同。李真回忆，在决定合租前，周同还在另一座城市上学，她和周同视频”面试”时对他印象还不错，”感觉他是个有点羞涩的学生，特别爱做饭，喜欢猫，是个小暖男，比较单纯善良，也很有礼貌”。后来因租房需求不同，李真没有和周同一起租房。但在此后两年里，周同比较频繁地，同时向她和她的一位女性友人张琳（化名）示好，邀约一起活动和旅行，但她们从未应约。张琳感觉周同”边界感有问题”，但由于周同比她们年纪小几岁，也没有多想，”在德国的华人之间一般是选择信任。在网上认识，见面后决定一起合租的情况很常见”。慢慢地，李真和友人发现，周同在线上线下是”两副面孔”——线下行为举止有些局促、不自信，甚至”不敢看她”，”在公共场合碰到你，不会直接打招呼，但是事后会给你发微信，告诉你’刚刚碰到你了’”，而线上聊天就比较”亲密、暧昧”。

周同的作案手法是：在网络平台上寻找年轻的中国女性，在聊天中与她们调情，最终约定线下见面。检察机关指控他在五年内犯下了15起罪行，作案地点横跨柏林、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什切青（波兰）以及哥本哈根（丹麦）。所有的作案过程都被摄影机记录了下来，这些视频如今成为了法庭审判中的证据。根据柏林第一地方法院的判决书，他的犯罪轨迹清晰而漫长：

• 2019年10月：最早一起——在对方明确反对、反抗的情况下，对女性1号实施性侵，并用手机拍摄了视频。
• 2019年12月：在旅行期间，用手机偷拍了旅伴、女性2号洗澡时的私密视频。
• 2023年：利用安装在自己住所浴室里的隐藏摄像机，拍摄了女性3号洗澡时的视频。
• 2023年：以”紧急情况”为由获取了邻居、女性4号家的备用钥匙，在其浴室里安装了秘密摄像头并拍摄视频。在2023年平安夜以及另一天，他偷拍了这名女邻居及其女性朋友上厕所和换衣服的画面。
• 此外，他还在自己、其他女性或旅行期间的住所里，偷拍了多位女性的视频。
• 2024年：最严重的一起罪行——与一名通过网络相识的女性5号共进晚餐。女性5号有轻度精神障碍，心理发育未达实际年龄水平，认知和社会判断能力较弱，肢体也有轻度障碍。周同通过给她倒酒、投放高剂量处方安眠药，导致其昏睡、几乎失去意识，随后在女性5号无法反抗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强制性行为，并拍摄视频。这名女子一直蒙在鼓里，直到一名女警向她出示了一张照片，才知道周同对她做了什么。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她陷入了恐慌，无法忍受和男性待在同一个房间里，开始接受心理治疗。直到今天，她的睡眠依然很差。

在远隔重洋的美国，透过位于德国的一名中国籍人士购买药物的翁偲喆，其手段则带有强烈的施虐狂（Sadism）特征。翁偲喆被控强奸、使用管制药物或麻醉剂进行鸡奸、使用管制药物进行强奸以及使用管制药物或麻醉剂进行性侵，但已否认所有指控。其犯罪行为跨越2021年至2024年，针对三名身边的女性好友逐一实施：

第一名受害人 Jane Doe 1——翁偲喆的儿时好友。2021年12月，两人一同前往圣迭戈。翁偲喆提前将药物压成粉末，溶于水中装进小瓶子，并携带皮革绳、牙医用设备。当两人在酒吧喝酒时，翁偲喆趁女方不注意，将迷药加入其饮料中。两人回到酒店后，翁偲喆使用注射器和试管将药物注射进受害人直肠内，还用沾满迷药的毛巾盖在受害人□鼻，让其保持昏迷。在性侵过程中，翁偲喆将受害人用皮革绳捆绑，受害人曾踢腿反抗，但翁偲喆仍性侵得逞。翁偲喆还将受害人摆成性服从的姿势，拍摄裸照和视频。其中一张照片中，昏迷的 Jane Doe 1 口中被装上牙齿器，露出牙齿和牙龈；另一张照片中，她大腿被皮革绳绑住，露出私密部位。

第二名受害人 Jane Doe 2——赴美求学的中国留学生，也是翁偲喆的好友。她来到美国第一天便遭翁偲喆性侵。2022年8月，翁偲喆从机场接到 Jane Doe 2，将迷药放进女方在机场购买的饮料中。随后受害人来到租住的 Airbnb 中补眠，当受害人睡着后，翁偲喆用与对待前一受害人相同的手法性侵对方，并拍摄裸照。

第三名受害人 Jane Doe 3——翁偲喆的博士班同学兼好友。案发于2023年至2024年间，翁偲喆三次在 Jane Doe 3 的住处对其性侵。第一次是在2023年，翁偲喆在她的饭菜里放入2片磨成粉末的迷药，当受害人睡着后，翁偲喆抚摸她全身，包括胸部以及私密部位。其后两次性侵导致 Jane Doe 3 醒来后头部极度眩晕，需要求医。

翁偲喆被捕后，调查人员搜查其住处，发现一本相册，里面满是他用相机拍摄的三名受害人裸照。

这些令人发指的作案细节，证明了该团伙并非仅仅是为了满足普通的性欲，而是通过极致的暴力与技术手段，追求对女性肉体与尊严的绝对支配权。

而八人群中的另一个群友许徐开元（法庭代号 Xukaiyuan X.），其个人轨迹则揭示了这类犯罪者更为隐秘的”双面人”特征。许徐开元1999年生于浙江，高中就读于浙江杭州绿城育华学校，高三时因在德语毕业考试中作弊被开除，后来到德国就读欧洲应用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Europe for Applied Sciences），学的是工商管理。他业余爱好弹吉他，在用德语唱歌的比赛里拿过奖，父亲据传是中国某高校的物理系教授。在德国留学生圈里，许徐开元的人缘很好。曾与他相熟的女性朋友盛琳（化名）回忆，他爱社交，常出入各类聚会，甚至被视作”尊重女性”的代表——“在社交场合从不对女性动手动脚，也不会讲荤段子”。他向盛琳袒露过，自己谈恋爱时格外投入却总受伤，羡慕那些”玩得很开”的男生，感叹”自己做不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最终也深陷于这个犯罪群组之中。2024年12月13日，他在汉堡某看守所羁押期间自缢身亡——这距离张大鹏在大盖劳被捕不到一个月，距离慕尼黑警方破门抓捕蒋中懿也只有几天。汉堡检方因当事人死亡而终止司法追诉程序，媒体报道和网上爆料中暂无关于他犯罪事实的可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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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文化建构与作案手段：黑话系统与化学麻醉毒理学

为了在数字空间中畅通无阻地交流犯罪经验并规避社交软件与警方的文本审查，该团伙在内部建立了一套高度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的暗语（黑话）体系。这种亚文化建构在心理层面上极其关键，它直接为施暴者提供了道德脱离的借口。

极端物化的”车辆”隐喻

在”德国专家驾校”的Telegram群组中，女性被完全剥夺了人的主体性，沦为了等待被驾驶与消耗的工具。嫌疑人们自诩为高高在上的”司机”（Fahrer），而将女性受害者统称为”车”或”汽车”（Autos）。他们根据自身与受害者的关系及女性的外貌特征，进行了令人作呕的分类：

• “私家车”：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伴侣或朋友
• “野车”或”外来车”：通过网络诱骗来的陌生看房女性
• “豪车”（Luxuswagen）：外貌出众的受害者

围绕”车”的隐喻，团伙成员将下药迷奸的一系列严重犯罪行为包装成了一场驾驶游戏：

• “汽油”、”机油”或”燃料” (Öl/Sprit)：专指其使用的各类强效麻醉与迷奸药物
• “加油”或”满上” (Volltanken)：指代在受害者的饮品中偷偷投放药物的投毒行为
• “加油站”：指代他们购买迷药的渠道
• “开车”：指代对失去意识的女性实施强奸的实质性侵犯阶段
• “死猪”与”半死猪” (Tote Schweine)：这是该团伙最为冷血的暗语。当受害者被高剂量药物麻醉至深度昏迷、彻底丧失反抗与感知能力时，群组成员便以”死猪”称呼她们；若受害者还有残存的微弱知觉，则被称为”半死猪”。

在聊天中，这些男人互相传授技巧。他们会预告自己今天还要”开一辆车”，随后便去强奸一名女性。一名数字鉴识人员盯着屏幕上从张大鹏硬盘里恢复出来的群聊截图，反复读着那些既是中文又像不是中文的句子，即便翻译成德文也几乎不知所云。屏幕上反复出现的，是这样几条句子：

“0451极品私家学生车找满油代驾，可暴力开车。”

“几号车？””106磅。”

“她还在动，再加点油。”

“已变死猪，可拍照。”

以及那句被法兰克福检察官事后反复在起诉书里引用的话：

“只要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就不算强奸。”

致命的化学毒剂谱系与”顺行性遗忘”

在这个犯罪链条中，拥有北大医学部硕士及柏林夏里特医学院博士背景的邵之霆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技术顾问”角色。由于不同的麻醉药物在起效时间、半衰期和副作用上存在差异，邵之霆在群内详细指导其他成员如何调配剂量，甚至创造了被称为”三件套”的混合用药方案，以规避受害者中途苏醒或直接致死的风险。

该团伙频繁使用的”燃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受到严格管制的化学物质：

• “三”或”基础”（三唑仑，Triazolam）：一种具有极强镇静和催眠作用的苯二氮䓬类处方药，常被用于治疗短期严重失眠。起效极快，能迅速击溃受害者的意识防线。
• “力量水”（咪达唑仑，Midazolam）：一种短效的苯二氮䓬类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通常仅在医院的手术麻醉诱导及重症监护室中使用。
• “七”（七氟烷，Sevoflurane）：一种高挥发性的吸入式全身麻醉剂。群组中所谓的”用七捂住”，即是指使用浸透七氟烷的织物强行闷住受害者口鼻，使其通过呼吸道迅速吸收致昏。

除了造成受害者肌肉松弛和意识丧失（即进入无法反抗的”冻结模式”）外，这类苯二氮䓬类药物最为阴险的药理学特征在于其能引发严重的顺行性遗忘（Anterograde Amnesia）。受害者在服药后的大脑将彻底丧失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的功能。这意味着，无论受害者在被侵犯时承受了怎样的躯体痛苦，当药效褪去、她们在次日醒来时，对整个受害过程将毫无记忆。这种化学手段不仅为施暴者提供了完美的反侦察屏障，更将受害者推向了自我怀疑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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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审判实录：法庭判决、法律依据与被告的认罪态度

面对如此系统性、规模化的数字与化学混合性暴力，德国地方法院并未将其视作普通的强奸案件进行审理，而是将其置于一个”全新的法律领域”予以严惩。法庭的判决过程不仅是对犯罪事实的认定，更是一场法治文明与极度嚣张的犯罪气焰之间的较量。

被告的庭审表现：虚伪的歉意与极端的自恋狂妄

法庭不仅是审判的场所，也成为了观察这些高智商犯罪者真实心理的切片。

在庭审初期，为了博取法官同情并争取较轻的刑期，主犯张大鹏刻意维持着低调、木讷的形象，并试图挤出微弱的悔意。2025年10月，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开始对其进行审理，检察机关对他提出了22项指控，其中包括严重强奸、贩卖麻醉药品、传播暴力色情内容，以及极其引人注目的一项——谋杀未遂。在法庭上，张大鹏对几乎所有指控供认不讳。然而，法院在判决前两周意外截获了一封他写给熟人的私信，彻底撕下了他的伪装。在这封信中，张大鹏气焰极其嚣张，不仅全盘否认了所有被指控的罪行，反咬受害者是”可以随口乱说的一方”，甚至用戏谑的口吻嘲讽检察官对其”谋杀未遂”的指控是”十分荒谬”的。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张大鹏一直受到一名精神病学鉴定专家的观察。该专家得出的结论是，他患有多重性心理障碍，但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当法官最后问这位专家，有什么理由能说明张大鹏出狱后不会立刻去强奸下一个女人时，她的回答是：“没有任何理由。”

同样的虚伪也体现在其他成员身上。在柏林受审的周同，通过全盘认罪让受害者免去了出庭作证的痛苦——被他骚扰的女性中没有一个出庭。他的辩护律师宣读了这份认罪声明，声明中说，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感到极其羞愧，在法庭上再次看到这些视频对他来说也很艰难，他还表示：”我非常抱歉。”然而，法官在判词中毫不留情地当庭戳穿了其虚伪。柏林法院在判决理由中写道，聊天记录证明了这是一种“极其蔑视人性的厌女症”，因此判决结果将会更加严厉。对于受害者代理律师格布哈德来说，这是一场胜利——因为在性侵案件中，法院如此明确地指出”厌女症”并不常见。尽管德国联邦议院在2023年夏天决定，针对受害者性别的犯罪应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但这在强奸案中很少被适用，因为许多法院本身就不认为强奸必然是厌女症的表现。不过，强奸案也很少能像群聊案这样有如此清晰的证据。”技术顾问”邵之霆在庭审中则选择保持沉默，至今未对指控作出任何实质性回应。

而在美国落网的翁偲喆，其态度更是反复无常，在被捕初期面对铁证曾一度承认犯案，但随后在正式进入司法程序时又全盘翻供，否认包括强奸、使用管制药物或麻醉剂进行鸡奸、使用管制药物进行强奸以及使用管制药物或麻醉剂进行性侵等在内的全部8项重罪指控。调查人员在其住处搜获的相册中，满是他用相机拍摄的三名受害人裸照，铁证如山。

这些被告在法庭内外的表现，印证了精神病学评估对张大鹏等人”自恋型人格特征”的诊断。判决书认定，张大鹏具有自恋型人格特征，称其在犯案期间，从未真正持续地担心过自己可能会被警方发现，”他常常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尤其是比警察更高明”。他们长期的顺风顺水与精英光环，使其产生了极度膨胀的优越感，因此在犯罪时毫无敬畏，在受审时毫无悔改。

法理突破：”谋杀未遂”的指控与”预防性羁押”的双轨制

2026年，德国多地地方法院相继对该团伙的核心成员作出了严厉的一审裁决。这些判决在德国刑法理学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谋杀未遂” (Mordversuch) 的认定逻辑

本案中最大的法理亮点，是检方对张大鹏和蒋中懿成功适用了”谋杀未遂”这一极重罪名。在传统的性侵案件中，极少动用谋杀条款。但德国法院认为，基于大陆法系刑法中”放任的故意”（Dolus Eventualis）学说，被告在具体犯案过程中，明知其投入的高出医疗标准5至10倍的麻醉药物随时可能引发受害者呼吸抑制与死亡，却为了满足变态的性欲与拍摄需求，故意放任这一致命风险的发生。

蒋中懿在受害者出现面部发绀与呼吸阻滞时不仅不予施救，反而两度离开将受害者反锁室内——如果在此期间她停止了呼吸，他是根本无法察觉的，这一事实在探讨能否以谋杀未遂罪对蒋中懿定罪时至关重要；张大鹏则在被害人深度无意识、毫无自救可能的情况下离开。主审法官科彭莱特纳在庭上掷地有声地指出：“被害人没有死亡，靠的只是运气。”这种将他人生命视作草芥的极度冷血行为，完全满足谋杀未遂的构成要件。

“预防性羁押” (Sicherungsverwahrung) 的终极防线

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对张大鹏附加”预防性羁押”，是德国刑事制裁双轨制中最严厉的安全处分。德国法律认为，刑罚旨在惩罚已犯下的罪行，而安全处分旨在防止未来的危险。鉴于司法精神病学评估认定张大鹏存在根深蒂固的多重性偏好障碍且再犯风险极高，这一裁决意味着，张大鹏在服满14年漫长的常规刑期后，并不能重获自由，而是将被无期限地转移至特定的安全机构继续关押，直至法庭确信其对公众的巨大威胁已彻底消除。这等于实质上阻断了其在可见未来重返社会的路径。

法官在对蒋中懿宣判时，特意将本案与震惊世界的法国”吉塞勒·佩利科特案”（Gisèle Pélicot Case，丈夫多米尼克十年来用抗焦虑药迷晕妻子并招募数十名陌生男子对其实施强奸）进行了类比，严厉谴责了这种利用化学手段实施的跨国性侵犯罪展现出的对女性权益的灾难性漠视。

尽管如此，慕尼黑法院对蒋中懿作出的量刑仍然相对较轻——检方曾要求判处无期徒刑并附加预防性拘留，最终判处11年3个月。科彭莱特纳法官也坦言：“11年零3个月的总刑期确实比较低。”但他解释了合议庭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蒋中懿还年轻，没有前科，在法庭上作出了部分供认，并且向其女邻居支付了20,000欧元的赔偿金。

关于刑满后是否实施预防性拘留，将在其服刑结束时作出决定。如果罪犯在服刑后依然对社会构成危险，便可对其采取这种特殊的剥夺自由措施。科彭莱特纳法官在宣判结束时表示，从形式上看，实施预防性拘留的所有条件均已满足——强奸被迷晕的女性会让蒋中懿感到兴奋，他甚至还收集了女性窒息的视频。但考虑到被告还年轻，他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仍有改善其性心理障碍的可能性。

法庭内外的沉默守望者

2026年5月18日，柏林州法院。

那支几乎清一色的华人队伍——大部分是年轻女性——把可容纳三十人的法庭挤满了，又把楼道挤满了，最后还有四十多人只能站在门外的街上，一直站到下午闭庭。

她们中有案件的受害者，有受害者的朋友、同学、室友，也有与案件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只是读了新闻的陌生女性。

南方周末记者在散场后记录下其中一位女性说的话——

“我们现在过来，是让他感觉到，我们都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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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心理学深描：”双面人”效应与数字道德推脱

“德国老司机驾校”案之所以引发公众的深层恐惧，根源在于施暴者身上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性。他们不是流窜街头的边缘暴徒，而是高度融入现代文明社会、掌握前沿科技的留学生、医学博士与跨国企业高管。

认知区隔与”精英面具”下的掠夺性

在犯罪心理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为”认知区隔”（Compartmentalization）。以张大鹏为例，他在职场和社交生活中精心维持着一个无懈可击的”体面人”形象。晓雯是张大鹏刚到德国不久后结识的密友，两人因约火锅成为”饭友”，慢慢熟络。在她眼中，张大鹏起初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但相处久了就会发现，他情商颇高，也很懂得照顾别人的情绪。在晓雯心里，他是一个”靠谱、值得信任的人”。另一位朋友黛西对张大鹏的印象，更多停留在他的”体面”上——他拥有出色的教育履历和一份光鲜的工作，整个人看起来沉稳而体面。他是当地一个摄影群的群主，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内容，大多与摄影和宠物猫有关。邵之霆是致力于攻克癌细胞的医学博士；周同是机械工程高材生；翁偲喆是南加州大学的助教。他们通过极为成功的社会化伪装，在白天完美契合了社会对”精英”与”体面人”的期待。这种社会标签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接触潜在受害者的信任背书，更让他们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智商优越感。一旦切入数字空间的暗网，或者关起房门面对失去意识的女性时，他们便彻底卸下伪装，释放出压抑的施虐与掠夺本能。这种剧烈的”双面人”反差，极大地震撼了公众认知，媒体尖锐地指出，此案彻底”撕开了精英面具下的恶”。

第一次在新闻里看到张大鹏被捕的消息时，晓雯回忆说，她整个人都蒙了。”你很难把新闻里的那些罪名，和你曾经认识的那个真实的人联系在一起。”她开始变得很难再去信任别人，甚至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也有罪，当初不应该替他担保，帮助他留在德国。晓雯坦言，这些案件彻底改变了她：”我开始怀疑人性本身，会开始分不清，身边的人到底是人还是鬼。”她还曾去旁听张大鹏的庭审，”他全程黑着脸，甚至没有正眼看过我一次。”

无独有偶，本案的犯罪心理模式在同期发生的另一宗跨国迷奸案中得到了惊人的复现。2019年至2024年间，中国籍留英博士生邹镇豪（Zhenhao Zou）同样利用其伦敦大学学院（UCL）机械工程博士的精英身份与”迷人的外表”，使用1,4-丁二醇（一种工业溶剂与中枢神经抑制剂）对中英两国的多达数十名华人女性实施了惨无人道的下药迷奸。2025年6月，邹镇豪被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庭重判终身监禁（最低刑期24年）。审理该案的法官同样指出，邹镇豪是一个”极具操控力且高智商”的危险人物，其智力被完全用于预谋和系统化地将女性视为”满足欲望的工具”。这些案件共同揭示了一个冰冷的事实：高等教育与社会地位无法遏制反社会人格的恶意，反而可能使其作案手段更为隐蔽与致命。

“信任身份”：当关系成为暴力的通行证

在这些看似彼此独立的个案中，一个相似的前提反复出现：施害者往往拥有某种”被社会认可”的身份——学生、教师、亲人，或是被视为前途可期的”精英”。这种身份不仅降低了他人对风险的预判，也为其进入更私密的关系提供了正当性。当信任成为进入关系的通行证，暴力往往不再以突发的形式出现，而是在日常互动中被一点点嵌入。

类似的路径，也出现在受访者周雨（化名）的经历中。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论是小学、初高中还是大学，她都曾遭到熟人猥亵。”到目前为止，对我做出过猥亵行为的有三人：表叔、亲哥，还有一个是聊得来的老师的朋友。””外人对他的评价还不错，”周雨回忆，那名施害者同时也是一名机构的招生老师，稳定的职业身份与他人评价，让她最初放下了警惕。

在心理学视角中，这种反差并不罕见。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心理咨询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杨发辉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像蒋某这种高教育水平和稳定社会身份的人群犯罪，更像心理学家荣格所说的人格面具僵化（Persona Rigidity）。一个人在社会中越是依赖稳定、体面、可被认可的身份形象，这种’外在自我’就越可能被固化。人格面具背后会压抑一些阴影，包括压抑的部分甚至人性的恶。”

杨发辉进一步解释，在关系层面，当信任被建立之后，个体的边界感往往会随之降低，对异常信号的警惕也会被削弱，从而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或合理化对现实的偏离。

数字回音室与极端的道德推脱 (Moral Disengagement)

这八名原本分散在各地的男子，是如何聚合成一个肆无忌惮的犯罪共同体的？Telegram的加密特性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免于现实道德约束的数字回音室（Echo Chamber）。在这个绝对封闭且充斥着厌女情绪的同温层中，心理学上的道德推脱（Moral Disengagement）机制被运作到了极致。

首先是“责任分散”，通过邵之霆这样的”技术顾问”提供科学依据，投毒行为被包装成了一次严谨的药理学实验，个体对谋杀风险的负罪感被整个群体分摊。

其次是“暴力正当化与娱乐化”，他们使用暗语将强奸重塑为一场”试车”与”驾驶”的游戏，在这个亚文化圈内，迷奸不仅不被谴责，反而成为在同性群体中获取病态认同、炫耀”男子气概”与技术能力的投名状。张大鹏在看到法国佩利科特案时发出的”这种行动我也想参与”的惊叹，便是这种道德彻底沦丧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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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心理学与受害者维权之殇

在这场充斥着化学毒剂与数字影像的犯罪狂欢背后，是几十名乃至数百名被无情摧毁身心的受害女性。并非所有遭到这些男性毒手的女性都在法庭上作了证。有些受害者做出了勇敢的决定，甚至为了出庭作证专程从中国飞抵德国；但另一些受害者则无法承受揭开伤疤的痛苦。所有女性的证词都是在不公开审理的情况下进行的，作案视频也是在闭门状态下播放的。许多女性至今仍在承受着所遭遇的暴行带来的痛苦，她们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饱受焦虑症的折磨，其中一些人甚至尝试过自杀。许多人至今仍在接受心理治疗，不愿面对媒体发声。化学辅助性侵犯（DFSA）所造成的心理创伤，远比传统暴力犯罪更为隐秘且难以愈合。

记忆黑洞与”煤气灯效应”的双重折磨

由于强效苯二氮䓬类药物导致的”顺行性遗忘”机制，受害者在案发后通常完全丧失了受害过程的记忆。次日醒来时，她们面对的是断片的大脑、头晕恶心的生理反应以及身体上莫名的酸痛或不明伤痕。在这种信息的绝对真空中，受害者往往会将身体异常内归因为”昨晚喝多了”、”最近太累生病了”，甚至是怀疑自己”出现了精神或心理问题”。这种由施暴者人为制造的认知错乱，实质上构成了一种极端的”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心理操纵。

许多受害者在长达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里，一直生活在这种自我怀疑中。直到德国警方破获此案，拿着从嫌疑人硬盘中恢复的屈辱影像找上门时，她们才如同遭遇晴天霹雳般，第一次知晓自己曾遭受过如此非人的蹂躏。受害者咨询中心 Lara 的心理学家夏洛特·希尔兹（Charlotte Hirz）表示，现在曝光的案件“仅仅是冰山一角”。未被发现的”黑数”可能要大得多，因为此类犯罪通常发生在伴侣之间或熟悉的环境中。希尔兹说，受害者通常是通过警方的通知才得知自己被下药和性侵的。

蒋中懿的女邻居也是毫不知情，直到警方调查才发现他对自己做了什么。据说在庭审中，当向她播放那些显示她被迷晕躺在床上的作案视频时，她完全惊呆了——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她平时曾与蒋中懿有过双方自愿的性关系，这使得她更加难以分辨和接受真相。

信任崩塌与终身的创伤后应激

真相的揭开往往伴随着比遗忘更剧烈的痛苦。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在这些受害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惨烈：

• 极度的羞耻与自我苛责：尽管错在施暴者，但受害者得知自己曾在无意识状态下被摆弄并拍摄极端色情影像后，往往陷入极度的羞耻感中。她们不敢拆开信件，害怕接触人群，陷入严重的社交恐惧。
• 社会安全网的撕裂：受害者的施暴者往往是她们的同胞，甚至是平日里显得可靠的室友、熟人或儿时玩伴（如翁偲喆案与蒋中懿案）。这种近距离的背叛导致受害者对人际关系和基本人性的信任彻底崩塌。主犯张大鹏的密友晓雯在得知真相后，整个人都蒙了——“你很难把新闻里的那些罪名，和你曾经认识的那个真实的人联系在一起。”她甚至忍不住怀疑自己当初不应该替他担保、帮助他留在德国。晓雯坦言，这些案件彻底改变了她：”我开始怀疑人性本身，会开始分不清，身边的人到底是人还是鬼。”她还曾去旁听张大鹏的庭审，”他全程黑着脸，甚至没有正眼看过我一次。”
• 母性空间的玷污与绝望：在张大鹏案的一份判决书证词中，一名被称为”劳拉”的母亲遭遇了最为绝望的处境。她竟然是在仅11个月大的女儿身边，被张大鹏下药迷奸的。这种作为母亲无力保护自己与幼子的剥夺感，让她长期饱受失眠、幻听与幻觉的折磨，甚至产生自杀倾向。她在法庭上留下了一句令人心碎的陈述：“我确信，我的生活状态再也回不去了。”

代理张大鹏受害者的刑事律师艾丽西亚·阿尔特豪斯（Alicia Althaus）在威斯巴登的律师事务所中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他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暴行，这些女性感到非常羞耻。”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羞耻感，一些受害者除了向警方报案外，至今未曾向任何人提及此事。”然而，这些女性中没有一个人做错过任何事，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天真轻信，”阿尔特豪斯强调。阿尔特豪斯的博士论文正是关于性刑法方向的，但即便如此，这个群聊案件依然让她感到震惊：”这些男人如此精心、细致地策划他们的犯罪，却完全不顾及这些女性可能会因此丧命，这让我感到极度难以置信。”在将近二十天的庭审中，她一直坐在施暴者张大鹏的对面——那是一个外表毫不起眼的男人。当法庭播放他的作案视频时，当他的一些受害者控诉他的罪行时，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波动。那些证词让人痛心疾首、难以承受，但张大鹏似乎对此无动于衷。

代理周同残障受害者的律师玛格达莱娜·格布哈德（Magdalena Gebhard）长期专门处理性暴力和家庭暴力案件。”聊天记录中流露出的男性暴力幻想的广度，以及对受害者完全缺乏同理心的冷血程度，让我深感震惊，”格布哈德说。

“不记得”构成的巨大司法壁垒

在司法实践中，药物导致的”不记得”成为了受害者维权的一座大山。由于缺乏即时的毒理学检验（麻醉药在体内的代谢周期极短），且受害者无法提供符合法庭证据标准连贯的证词，单凭事后的零星记忆很难立案。

在英国的邹镇豪连环迷奸案中，受害者W的经历生动揭示了这一困境。据W的讲述，聚会地点最初并不是邹镇豪的家，而是在同栋公寓的朋友家，参与者大约4至6人。酒局过半，当W准备离开时，邹镇豪劝说她多留一会儿。对于性侵发生的许多过程，W的记忆已经模糊。但她记得清楚的是，期间她曾多次尝试拒绝与自救，也向邹镇豪的女性室友求助。W求救未果后，邹镇豪在她意识并不清醒与生理期的情况下，将她带至自己的住处，对其实施性侵害。

“（当天晚上）他直接用手把我按回沙发，而且他是那种动真格地把我按下去，已经是一种很冒犯、很侵犯地去限制他人行为的一种动作。”W对端传媒表示。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W发现自己已在邹的家中，没穿衣服、找不到内裤，同时有头晕症状。

事件发生后，W的情绪不断波动，曾通过聊天软件控诉邹镇豪的行为。2022年5月20日，W向当地警方报警，但于当日撤案。W回忆道：

“第一次报警时，录像证据什么的都准备好了，而且也已经提交了给警察，但是收到的答复是，不予立案。当天还有个警察试图和我争论侵害发生的一些细节，态度也不太好。”

“其实当时配的翻译也很难完全正常沟通。那流程（警方的身体检查与问询）真的非常长，我是在凌晨的时候打电话报警的，一直折腾到了下午。当时是精神压力非常大的，同时那个身体也不是很舒服，当天就撤案了。”

几天后，W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发帖控诉邹镇豪酒后实施性侵。很快，就有第二名受害者联系到她。但同时，网络上出现”为何晚上要去喝酒””为何要去他（邹）家”等质疑，让W深陷舆论漩涡，随后决定删除贴文。直到2023年11月，又一名女性受害者在伦敦当地报案，警方才开始调查邹镇豪，并于2024年2月前后找到W，让她配合调查、取证。

这种司法系统对DFSA案件特性的认知缺失，构成了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Secondary Victimization）。

此外，在邵之霆的案件中，由于其受害人之一在案发时是其未婚妻。在德国法律体系下，未婚配偶享有无需说明理由的”拒绝作证权”（Zeugnisverweigerungsrecht）。这一保护家庭关系的法律屏障，在此时却成为潜在受害者出庭指证恶魔的巨大阻碍，使得关键证词最终未能呈堂。这再次凸显了现行法律体系在应对隐秘家庭内化学性暴力时的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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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追问：赛博性犯罪的结构性根源与社会盲区

“最危险的，往往不是陌生人”

德国”驾校群”案还昭示了另一个事实：亲密伴侣、熟人、同学、同事都有可能成为”赛博性犯罪”的受害者。

在蒋中懿案中，施害对象是与他确立了恋爱关系的同胞女友，是共同生活的伴侣，是对他抱有基本信任和情感投入的恋人。正是这层亲密关系，为长达数月的系统性侵害提供了最稳固的掩护。受害者为什么长时间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不是因为她不够警觉，而是因为整个侵害模式被精心设计为一种”不可被感知”的过程。麻醉剂让她在侵害发生时完全失去意识，记忆断层让她无法在事后拼凑出任何完整叙事，而恋爱关系所携带的情感逻辑，又让她在感到不适时，倾向将问题归因于自身的身体或情绪状态，而非指向那个她正在爱着的人。这是一种多层次的控制机制。它的残忍之处，在于它不需要受害者的配合或沉默，而是直接剥夺了受害者形成清晰受害意识的能力。

张大鹏的作案方式稍有不同，但同样依赖熟人之间的信任网络。他在社交平台上以房东身份发布信息，构建出一种基本信任感，再利用这种信任实施侵害。看房、交易、签合同这些再普通不过的日常行为，成了接触受害者、创造独处机会的工具。

从这个角度看，”最危险的往往不是陌生人”是对这类犯罪核心机制的精准描述。名校背景、体面外表、同胞身份、恋爱关系——这些社会信任符号，被施害者当作工具使用。它们不只是侵害前降低受害者戒备的手段，更是侵害后制造认知障碍的屏障：“他那么优秀，那么温柔，这怎么可能？”这种困惑本身，就是暴力结构的一部分。

群体作案与物化语言的文化土壤

“德国驾校”群组的黑话体系，不仅是这一套犯罪模式得以贯彻的关键，同时还暗藏着其得以存在的文化土壤。

“车””驾考””油””死猪”——这套语言不只是规避关键词检测的隐晦暗语，它是一套将女性彻底物化的世界观：女性是工具，是可以被使用、被操控、被”驾驶”的物件；侵害是技能，是需要练习、积累经验的专业能力；药物是生产资料，是实现目标的必要燃料；被迷晕的受害者，是一件可以被随意处置的玩物。

值得警惕的是，这套语言并非凭空捏造。用看似玩笑的口吻把女性比作”公交车”，污名化那些被认为性经验丰富的女性，这类说法在日常网络语境中早已存在，甚至越流传越像是一种默认的幽默。”驾校群”的黑话，不过是将这种已被日常化的物化逻辑向前推进了一步：从羞辱的语言变成了实施侵害的操作手册。这套语言制造了一种永久的不确定性：没有哪个女性能够确认自己永远站在安全线的内侧，因为那条线本身就是任意的、随时可以移动的，而划线的权力，从来就不在女性自己手里。

这一切，无疑为”赛博性犯罪”模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土壤。它为”驾校群”成员提供了一套现成的语言，用来命名他们的行为；提供了一套现成的逻辑，用来正当化他们的欲望；提供了一套现成的价值体系，用来将侵害转化为”成就”。没有这套文化土壤，就无法在群体内部获得共识。

“N号房”事件同样揭示了这一机制的运作方式。付费观看、转发传播的26万订阅者中，绝大多数并非主动策划侵害的”元凶”，但他们的参与——付费即是投票，观看即是鼓励——构成了整个犯罪结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群体的存在，使每一个个体的参与门槛大幅降低；而每一个个体的参与，又反过来强化了群体的规模与持续性。这是一个自我增强的恶性循环。

谁在为暴力续命：数字围观与结构性纵容

每当此类案件曝光，公共讨论的结构几乎是固定的：第一波是对施害者的愤怒与谴责，第二波是对判决轻重的争议，第三波是对受害者的同情与关注，随后，随着新的社会事件出现，热度迅速衰减，直至下一个类似案件的曝光。

在这个循环里，有一类人始终处于视野的边缘地带：那些下载、保存了受害者录像的人；那些在群组里参与讨论”技术细节”却声称”没有实际参与”的人；那些在案件曝光后出于猎奇心理转发截图的人；以及那些提供了运营平台却以”用户自生成内容”为由推卸责任的科技公司。

这种视线的偏移，根植于社会对”罪行”的某种固化认知——真正的犯罪，是施害者在受害者身上直接实施的行为，其余的人都是旁观者，都处于道德追责的豁免地带。但这个框架，在数字性暴力面前已彻底失效。犯罪链条并不在录像被拍摄的那一刻结束。每一次观看行为，都是对暴力内容存在价值的一次肯定；每一次保存行为，都是对受害者尊严与隐私的再度侵犯；每一次传播行为，都是在向潜在施害者提供”教材”，都是在向更广泛的受害者群体传递一个信号：身体可以被拍摄，私密经历可以成为别人的娱乐内容。

“N号房”案中的26万订阅者，是理解这一逻辑的关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从未直接接触过受害者，从未参与拍摄或威胁，但他们的订阅与付费，是整个犯罪结构的经济基础与心理支柱。正是这庞大的需求侧，使”N号房”从一个人的犯罪变成了一个产业的运转。韩国修法之后，如何追究这26万人的法律责任，成为长达数年的争议：他们到底是犯罪参与者，还是消费者？是共谋，还是受害者的另一层施害者？

这场争议本身，就说明了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语言在面对”赛博性犯罪”时所遭遇的根本性困境：现行框架是为前数字时代的犯罪模式设计的，它没有为”数字围观””付费观看””点赞收藏””评论转发”预留充分的追责空间。国际社会在立法层面的回应，目前仍主要集中于非自愿传播亲密影像、网络骚扰等可见的数字伤害，而对于”协同式群组性犯罪”这一更隐蔽、更结构性的模式，各国法律框架几乎尚无专项回应。世界银行2024年的报告指出，全球190个经济体中，不足40%拥有专门针对网络骚扰的立法。立法的空白，与犯罪的迭代，正在以不对等的速度同步推进。

平台治理同样是无法回避的议题。Telegram以端对端加密和高度匿名性著称，这些特性使其成为新闻记者和活动人士的重要工具，也使其成为”驾校群””N号房”等有组织犯罪的温床。如何在隐私保护与阻断有组织犯罪之间找到负责任的平衡，是一个需要监管机构、研究者和公民社会持续施压的议题，不能被技术公司以”这是用户行为，不是我们的责任”一句话打发。

大学和校园机制的缺位，同样值得单独追问。从英国邹镇豪案到德国”驾校群”案，案件的发生场域都是国际化的高等教育环境。外国留学生群体有其特殊的脆弱性：语言障碍可能阻碍受害者寻求帮助，同胞社群的封闭性可能使侵害更难被外界察觉，对异国法律体系的陌生可能让受害者不知道如何举报。大学是否具备应对这类情况的专门机制？学生支援服务是否足够？这些问题，在每一次案件曝光时都应当被提出，却在热度消退后几乎从未被系统性跟进。

“N号房”事件发生于2020年，”德国驾校”案宣判于2026年。六年间，犯罪的结构、工具和逻辑几乎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地理坐标和使用的语言。如果社会的理解仍然滞后于犯罪本身的演化，仍然满足于谴责具体的恶人而不追问孕育他们的结构，那么下一个”驾校群”的出现，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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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社会影响与跨国司法防范体系展望

“德国老司机驾校”连环迷奸案并非孤立的偶发事件，它与英国的邹镇豪案、法国的吉塞勒·佩利科特案一道，拼图般揭示了当代社会性暴力犯罪的危险演变：传统物理强迫手段正在被隐蔽的化学毒剂取代，而跨国人员流动与加密通讯技术则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数字庇护所。针对该团伙案件所暴露出的深层漏洞，国际社会与相关国家正着手进行系统性的修复与防范：

第一，刑事立法的严厉化与数字规制升级。 针对化学迷奸犯罪刑罚偏低的问题，德国联邦内阁已于2026年5月火速通过法律草案，将使用”迷奸药”实施强奸罪的最低刑期门槛从3年大幅提高至5年。同时，德国联邦司法部推出了《反数字暴力法》草案，旨在赋予执法部门更强的权限，以刑事手段从严规制利用Telegram等平台传播违法色情影像及进行数字串联的犯罪行为。

第二，跨国执法协作与情报共享体系的常态化。 本案的成功破获，标志着中、德、美、荷多国警方在应对新型跨国犯罪时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大数据协作成果。中国警方通过既有的警务协作渠道提供技术支援，协助德方穿透了Telegram与微信等社交软件的数字迷雾，锁定了犯罪网络的人际关联。基于德英两国移交的情报，荷兰警方迅速出击，锁定了8名涉及散布非法影像与下药迷奸的荷兰境内嫌疑人；美国FBI与洛杉矶警方也据此将藏匿于南加大的翁偲喆抓捕归案。这表明，打击此类借助暗网运作的全球化犯罪网络，必须打破管辖权壁垒，建立实时的数字取证与情报共享联盟。

第三，海外华人社群的安全预警与防范重塑。 该案件对庞大的海外中国留学生及华人社群敲响了极其沉重的警钟。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海外同胞在租房、二手交易等生活场景中天然的信任感进行”狩猎”。为此，中国驻外使领馆必须进一步完善多语种、全覆盖的安全预警机制。提醒在海外的华人女性：在进行线下租房、看房或同城交易时，必须彻底摒弃”同胞即安全”、”精英即高尚”的刻板印象。切勿单独接待陌生访客，避免在无第三人陪同的密闭空间内独处，并时刻警惕离开过自己视线的任何饮品与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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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件以最惨痛的代价向世界证明：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披着科技与精英外衣的恶，往往比赤裸裸的暴力更加冰冷与致命。法治的雷霆之怒固然能将恶魔关进预防性羁押的铁笼，但要彻底根除孕育此类病态犯罪的”数字驾校”，仍需全社会在医学管制、立法完善、跨国警务与个体防范上构筑起一道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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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英国官方司法文件

• R v Zhenhao Zou – Sentencing Remarks of Her Honour Judge Rosina Cottage KC. Inner London Crown Court. 19 June 2025. Courts and Tribunals Judiciary. Retrieved 29 May 2026.
• R v Chao Xu – Sentencing Remarks of His Honour Judge Christopher Grout. Crown Court at Woolwich. 14 November 2025. Courts and Tribunals Judiciary. Retrieved 29 May 2026.
• “Man jailed for life for drugging and raping 10 women”. Metropolitan Police (Press release). 19 June 2025.

德国主流媒体报道

• Fromm, Anne; Fichtner, Sophie (3 April 2026). “Sexualisierte Gewalt: „Man darf nicht zulassen, dass sie zu sich kommt””. taz – die tageszeitung. Retrieved 29 May 2026.
• “Schwere Vergewaltigung, versuchter Mord: Elf Jahre Haft”. taz – die tageszeitung. 14 April 2026. Retrieved 29 May 2026.
• “Das Telegram-Netzwerk des Frankfurter Serienvergewaltigers Dapeng Zh.”. hessenschau (Hessischer Rundfunk). Retrieved 29 May 2026.
• “Bewusstlose Frauen missbraucht? 32-jähriger Mediziner wegen sexueller Übergriffe vor Berliner Gericht”. Der Tagesspiegel. 19 March 2026.
• “Betäubt, vergewaltigt! Ekel-Student lockt Frauen in widerliche Falle”. Berliner Kurier. 12 June 2025.
• “Vergewaltiger-Netzwerk in Deutschland aufgedeckt”. Berliner Zeitung. April 2026.

调查纪录片

• Das Vergewaltiger-Netzwerk auf Telegram [The Rapist Network on Telegram]. STRG_F (NDR / funk). 2024.
• Wir haben die Täter gefunden [We Found the Perpetrators] (STRG_F EPIC). STRG_F (NDR / funk). 2025. — 含弗莱堡大学法医毒理学家 Volker Auwärter 教授实验室分析。
• 《消失的记忆》[The Disappeared Memory].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4.

美国媒体报道（翁偲喆案）

• “USC doctoral student charged with drugging, sexually assaulting women”. NBC Los Angeles. 15 October 2025.
• Los Angeles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Press release). 2 September 2025.

中文深度报道

• 段弄玉 (June 2025). 《”英国史上犯案最多性侵者之一”》. 《三联生活周刊》.
• 景诚 (May 2026). 《华人高管、名校留学生涉下药性侵：加密群聊里的”犯罪竞赛”》. 《三联生活周刊》.
• 程海琴 (1 May 2026). 《德国版”N 号房”：加密群组中的性侵暗网》. 《南方周末》.
• 孔艺桥; 李书齐 (6 May 2026). 《在群聊中训练暴力：”赛博性犯罪”，呈现新特征》.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