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州寻亲男孩网暴事件

2021年12月6日，15岁的刘学州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寻找亲生父母的视频，坎坷的成长经历和离奇的寻亲故事引来大量关注。就在他准备放弃时，转机出现：养家的奶奶找到了他小时候的疫苗本，上面写着他的原名“丁晶”和亲生父亲的名字。顺着这条线索，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一度成了被全网祝福的“寻亲成功”典范。

但没有人想到，这次重逢开启的是一场毁灭。

刘学州的童年本身就已经足够沉重。据他在遗书中自述，他出生后不久就被亲生父母卖掉，卖他的钱被用来凑彩礼；他一直想知道自己“是被拐走的还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只想要一个答案。2009年6月的一个清晨，邢台市北孟村的养父母家中发生烟花爆竹爆炸事故，养父当场离世，养母不久后也撒手人寰，4岁的刘学州从此与养家的姥姥姥爷、舅舅舅妈一起生活。他上学时屡屡被霸凌和孤立，小学六年转学五次，上初中时还曾遭一名男老师猥亵——这些伤害从未得到过抚慰。

相认之后的矛盾，围绕“住处”爆发。亲生父母此时已各自重新组建家庭，双方闹得不欢而散。根据刘学州在遗书中的自述，亲生父亲把卖掉他归咎于姥姥家要求彩礼，亲生母亲则把他的不幸归咎于养父母和医生“逼着要买”——没有一方肯把责任揽回自己身上；而在养家这边，姥姥还要处理与“人贩子”的关系——准确说是中间人，因为这本就是亲生父母自愿的交易。刘学州希望父母能帮他解决一个落脚的地方，哪怕只是租一间房，但在外界的叙述里，这变成了“要求亲生父母买一套房”。因被指索要房产，他遭到质疑和围攻，生母也把他拉黑；他既要处理和亲生父母的关系，也要处理和养父母家的关系，还希望追究人贩子的责任。2022年1月19日凌晨，刘学州发文称本考虑放弃诉讼，但因亲生父母“颠倒黑白”，决定起诉，要与亲生父母“法庭见”。

2022年1月24日凌晨，在三亚的海边，刘学州发布了那封长达7000多字的遗书，标题只有八个字：“生来即轻，还亦如净”。他在遗书中自辩：自己从未要求亲生父母“买房”，“只是想要有一个家”；并交代账户里50%的钱来自热心网友资助，希望捐给石家庄市孤儿院，“给那些小朋友们买一些漂亮的衣服和好吃的”。发布遗书后，他吞下大量抗抑郁药物，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15岁。

他离世后，微博官方排查了2022年1月1日至24日凌晨他人发给他的私信，对1000余名在此期间发送私信的用户暂停私信功能。

对簿公堂

刘学州去世后，养家的外祖父母决定对“网暴者”提起民事诉讼。家人查阅他的社交账号后发现，网红“真话哥”与情感主播“暖心姐姐”是其中最活跃、传播最广的两个，于是将两账号的实名认证人于某梅、张某榕列为首批被告。

“真话哥”的侵权言论出自2022年1月20日发布的一则视频，彼时该账号粉丝133.9万，视频播放量63.8万：“这世上还有这么奇葩的事吗？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刘学州，长大后竟然抛弃自己的养父母……刘学州其实也不是什么善茬……是很明显就是在嫌弃自己的养父母没有钱给自己买房子呀……”

“暖心姐姐”则在刘学州宣布起诉亲生父母的视频下回复：“你不善良！……把他们曝光到网上，除了有心机，还有什么？这世界没爹没妈的孩子多了去了，难道不活了？最终会让你身败名裂！”

庭审中，于某梅辩称视频内容基于新闻媒体报道、并非恶意捏造，不存在主观故意，“没有想到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张某榕则称涉案言论系批评而非网暴，并以刘学州抖音106万、微博31.2万的粉丝量主张他已属“公众人物”，需要接受监督、承受更多评价和压力、承担更多容忍义务。

2023年9月25日，本案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开庭，2024年6月9日一审宣判。法院认定：养家外祖父母虽非刘学州亲权意义上的近亲属，但可以作为其人格权侵权和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请求权人——事实抚养人同样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刘学州系未成年人，认知水平较低、意志力较为薄弱，极易受到外界信息干扰；“真话哥”所称“抛弃养父母”“嫌弃养父母没有钱买房子”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构成诽谤，“不是什么善茬”具有侮辱性，构成侮辱；“暖心姐姐”的“你不善良”“有心机”对成年人或许可视为批评，但对一个自述遭受拐卖、校园霸凌、养父母双亡、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的未成年人来说，这类否认人格的人身攻击将严重伤害其自尊心和心理健康。两名被告的言论自刘学州生前持续至死后——生前侵害名誉权，死后侵害名誉。

最终，法院判决两名被告公开刊登致歉声明，于某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及律师费1000元，张某榕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及律师费1000元。

细读遗书会发现，问题的根源比“一处住处”深得多：亲生父母都已重组家庭，各自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找上门来的15岁儿子，对两边的家庭都是无法安放的存在。这个“容不下”不是比喻，落到实处是四笔账：

一、钱要重新分。 一个15岁的孩子找上门，意味着住处、学费、生活费，要一直供到成年。重组家庭的家底就那么厚，在新配偶眼里，这每一块钱都是从自己孩子身上切走的。刘学州要的本是一间租房，但在外界的叙述里变成了“要求买房”——真正设防的从来不是那间房，是新家庭的钱袋子。新配偶的利益天然与“找回来的孩子”对立，不需要任何人使坏。

二、丑闻要连坐全家。 “卖过孩子”这件事，原来只存在于两个当事人的记忆里；孩子找上门、上了热搜，就成了全网可查的事实。这个标签不贴在生父或生母某一个人身上，贴在整户人家身上——包括完全无辜的现任配偶，和那几个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孩子。自家孩子也要面对“我爸妈把哥哥卖了”这个事实，做父母的形象在孩子面前塌掉。

三、历史成了现行。 秘密状态下，当年的事还可以解释成“穷、没办法”；孩子活着站在门口，秘密就变成了每天要处理的现实。新配偶会问：你打算怎么办？让他进门，资源、感情、将来的继承，处处要排位；不让他进门，就得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他心机、他要房、他是白眼狼”，正是那个理由。

四、还有法律责任垫底。 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司法实践中可以按拐卖儿童罪论处。承认“当年是我们自愿卖的”，不只是丢脸，是把刑事风险往自己家里引。

所以遗书里那组归咎的方向才那么整齐——父亲说是姥姥家要彩礼，母亲说是养父母和医生逼着要买：哪一边认下“自愿”，哪一边的现任家庭就要独自吞下全部代价。而把孩子定性成“来要房子的坏人”，两个新家庭就都安全了——他不再是“被我们卖掉的孩子”，而是“来敲诈的外人”。

决定起诉亲生父母，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就像电影《何以为家》里，起诉父母“生而不养”的赞恩。但现实是，刘学州势单力薄，而且起诉父母的结果，并不能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法律可以确认谁对不住他，却给不出一个家。《何以为家》的结尾也是一样——赞恩赢了官司，得到的也不是家，是一张终于能笑出来的证件照。

他为什么做不到

有人会问：姥姥家的爱是真的，为什么不能安心接受、放下亲生父母？行为上他其实做到了——他一直住在养家这个“够用的家”里，他走后，是养家的舅妈替他打了两年多的官司。他做不到的只有一件更窄的事：放弃“让亲生父母承认”这个念头。

因为对被卖的孩子，这不是感情问题，是定价问题。寻亲对他不是找住处——住处他本来就有。他要的是做一个实验：“我从一开始是不是有价可交易的？还是曾经有人想要我？”这个实验只有卖他的人能做：姥姥的爱证明的是“现在有人要我”，回答不了“出生时我值多少”。所以他一次次回到生父母那里去，被拉黑了再去，被骂了还要去——他要的不是他们，是一份鉴定书。

把“父母的拒绝”和“我的价值”切开，需要一个第三方的声音；这个声音自始至终没有出现。

全案里唯一独自面对千万人注视的，恰恰是这个15岁的孩子；所有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父母、平台、大V、围观的众人——都站在场边。他做到的极限，是遗书里那句“我的生活不应该是阴暗的”。真正缺的那个动作，叫“有一个成年人站到他身前”，而这个动作从头到尾没有人做。

语录

• “我想知道自己是被拐走的还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我只是想要一个答案。”
• “这条寻亲路是漫长的，我也付出了很多努力。不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要勇敢。我的生活不应该是阴暗的，我喜欢阳光，喜欢积极乐观的生活环境，我要去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
• “我的梦想是在30岁前完成学业，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一座房子。我希望过上稳定的生活，站在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用积极乐观的态度教好每一个小朋友。”
• “阳光照在海面，我也归于大海。从这里结束自己的一生，也带走了这个世界上最美的风景。”（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