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教会大学

先从几片校园说起

未名湖与博雅塔，今天写在北京大学名下；南京的随园被称作”东方最美丽的校园”，住着南京师范大学；上海苏州河畔的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2019年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州珠江南岸的康乐园，是中山大学的主校区。这几片中国最漂亮的校园，七十多年前属于同一类学校——教会大学。

1952年秋起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这类学校在中国大陆整体消失，一所不剩。这篇文章把它们记录下来：十六所学校，从哪来，强在哪，去了哪。

教会大学：十三加三

19世纪后半叶起，西方教会在中国办学，从小学中学一路办到大学，到1920年代格局定型：新教十三所——燕京（Yenching）、齐鲁（Cheeloo）、金陵（University of Nanking）、金陵女子（Ginling College）、圣约翰（St. John’s）、沪江（University of Shanghai）、东吴（Soochow）、之江（Hangchow）、岭南（Lingnan）、华西协合（West China Union）、福建协和（Fukien Christian）、华南女子（Hwa Nan）、华中（Central China）；天主教三所——北京的辅仁（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上海的震旦（Aurora）、天津的津沽（Tsin Ku）。其中之江大学可溯源到1845年宁波的崇信义塾，是传承最久的一所。

它们的共同画像是：英文授课、书院制、博雅教育，规模都不大（金陵大学六十四年共毕业四千余人，金女大更少，三十二年九百九十九人毕业，人称”999朵玫瑰”），但强项密集：医学（圣约翰、齐鲁、华西、震旦）、法学（东吴）、农学（金陵、岭南）、新闻与社会学（燕京、圣约翰）。民间说四大名医校”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除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办的协和（严格说不算教会大学），齐鲁、华西由差会直接开办，湘雅则是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协会合办——雅礼协会是耶鲁毕业生1901年发起的传教组织，”湘雅”的”雅”就是 Yale 的音译。（雅礼协会自己办过的雅礼大学，1926年停办，1929年并入了武昌的华中大学。）

体量和分量严重错位。论人头，它们从没到过半壁江山：鼎盛期（1920年代初）在校生合计约占全国大学生的五分之一上下，1930年代降到一成，1947年只剩约8%。但换两个口径，”半壁”又不夸张——按学科算，西医医生的主要摇篮、女子高等教育的起点，牙科（华西）、英美法（东吴）、农学（金陵）、新闻（燕京）的全国头牌；按城市算，福州、成都、苏州、杭州、长沙、济南，教会大学就是当地最好的大学（北京有北大清华在前，上海的圣约翰资历反比交大、复旦都老，谈不上被压）。

压垮它们地位的第一击不是1952年，而是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火药早就埋好：教禁是1844年起写进不平等条约的，传教受领事裁判权保护；到1920年代，教会最大的事业已经是办学，而学校不向中国政府立案、不归教育部管、圣经是必修课——等于国境之内另办了一套系统。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开年会，上海学生先发《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北京跟进成立非宗教大同盟，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悉数下场，火力里混着科学主义、阶级论和民族主义；也有反方——周作人、钱玄同等五教授发《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反对以群众压力压迫信仰，这在当时被围攻，今天看是运动里最经得起时间的一条。1924年起运动转向教会学校本身，口号升级为”收回教育权”：立案、校长华人化、宗教课改选修。

高潮在五卅之后。1925年，圣约翰学生为死难者降半旗，校长卜舫济把旗收了，17名教员、553名学生愤然退校，另办光华大学。北伐军兴，1927年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死于南京事件，传教士大规模撤离。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限期立案，教会大学从此换了一副中国化外壳：金陵1928年第一个立案，燕京1929，之江1931；圣约翰最硬，1931年申请被驳回后顶到1947年。华人校长上任——金陵的陈裕光、燕京的吴雷川、金女大的吴贻芳、岭南的钟荣光——宗教课改选修，教会色彩淡了，学校还是那些学校。

抗战中它们还展现了韧性：金大、金女大、齐鲁、燕京内迁成都华西坝，与华西协合联合办学，史称”华西坝五大学”。

然后就是1952年。

1952：怎么拆的

分三步。第一步断粮：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冻结中国在美资产，教会经费断绝，政务院随即决定接管一切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第二步收编：1951年起各校与教会断绝关系、收归公办——燕京改为国立，震旦的传教士退出，福建协和与华南女子直接合并。第三步拆解：1952年起的院系调整全面学苏联，把欧美的综合性大学拆散，改办面向行业的单科专门学院。全国高校从211所减到183所，综合性大学只剩14所。

教会大学被定性为”文化侵略”的载体——这个词二十多年前的非基督教运动就用过——拆得最彻底：别的大学换个名字还能存续，教会大学是连校名一起注销。拆法是”专业对口”——学生教师按系科并入专业相同的公立院校，校园移交，建制取消。唯一的例外是医科：国家缺医生，医学院几乎整建制存活，只是换了东家。

十六所学校去了哪里

两个细节值得停一下。陈寅恪1949年南下，任教于岭南大学；1952年岭南并入中山大学，他随之转入中大，在那里度过晚年——他晚年执教的学校，正是吞并了他学校的那一所。另一个方向相反：沪江大学1952年撤销时，档案移交”停办高等学校联合办事处”，如今完整躺在上海市档案馆——一所大学最后剩下的是一柜卷宗。

人和学科的余脉

从培养的人才看，三个领域三个答案。政治是国立大学的天下——革命家的生产线在北大、清华和黄埔，教会大学插不进手，它们的校友是旧阵营的职业精英：外交家顾维钧、财政部长宋子文都出自圣约翰，后来做到台湾”总统”的严家淦也是；辅仁出了王光美，中国第一位原子物理女硕士。例外只有一个：1935年一二九运动，燕京是策源地之一，产出了后来的外交部长黄华和外交部新闻司首任司长龚澎。经济上教会大学与国立分庭抗礼，主场在上海——圣约翰几乎是英语商业阶层的制造机，银行、外贸、实业圈整层是它的校友；留在大陆的代表是圣约翰1937届的荣毅仁，1956年公私合营的标杆，1979年复出创办中信。

文化则是教会大学浓度最高的领域：邹韬奋（生活周刊）、林语堂、冰心、萧乾（燕京新闻系）、杨绛（东吴政治系）、陶行知（金陵）——现代中国的新闻、出版、文学圈里，教会大学出身的密度远超它的在校生占比。职业学术同样：张孝骞与汤飞凡是湘雅首届同班同学，一个内科泰斗，一个分离出沙眼衣原体；费孝通出自燕京社会学。只有基础文理的顶尖学术（1948年首届中研院院士那批）主力仍在国立大学——它们的强项始终是职业学科，不是纯学问。所以”半壁江山”真正成立的位置，是旧中国的职业精英层：医生、律师、报人、银行家这个英文阶层。1949年把这半壁劈成了三份——荣毅仁留在大陆，后来做到国家副主席；严家淦去了台湾，做到”总统”；圣约翰的校友们则在海峡两岸各办了学校。更持久的遗产在学科里。

东京审判（1946-1948）的中国检察方，大半是东吴法学院出身：首席顾问倪征燠（后来成为国际法院法官）、检察官顾问鄂森，以及向哲浚检察官的秘书兼翻译高文彬——“百人斩”的关键证据，就是他在旧报纸堆里翻出来的。英美法训练在这个法庭上直接派上了用场。

圣约翰大学1942年创办建筑系，系主任黄作燊是格罗皮乌斯在哈佛设计学院的弟子，把包豪斯教学法带进了中国。1952年这个系整体并入同济——今天同济建筑系的血统里，有一脉来自这所消失的教会大学。同样的故事发生在医科：上海第二医学院（今上海交大医学院）由圣约翰、震旦、同德三个医学院合成；”东齐鲁、西华西”则分别活在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里。

名字的下落

校名消得比校舍快，但也没有全灭。

1951年，十三所基督教大学的联合董事会与圣约翰校董会主席欧伟国、岭南校长李应林等在香港创办崇基学院，明确要承继大陆十三校；1963年崇基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始书院之一。今天崇基学院教堂的圣坛两旁，还挂着这十三所大学的校徽木刻。

台湾这边，东吴1951年从补习学校起步，1954年以法学院复校，1969年恢复大学建制；辅仁1961年复校。金女大和沪江的校友无处复校，各自办了中学。大陆也有一次回流：1988年，中山大学在岭南原校址设立”岭南（大学）学院”；苏州大学的英文校名至今仍是 Soochow University——Soochow 是”苏州”的邮政式拼音，与 Peking、Tsingtao 同一代的旧拼法，而台北东吴大学的英文名也是 Soochow University。两所 Soochow，各承一脉。

尾声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创办校长，1946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毛泽东为他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他1962年病逝华盛顿，遗嘱想葬回燕园、与早逝的妻子为邻，未能如愿；2008年，骨灰归葬杭州——他出生和父母长眠的地方。

把教会大学史重新捡起来研究的是章开沅，金陵大学历史系出身，后来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正是当年合组时”吞并”了华中大学的学校之一。历史绕了一个圈。

教会大学其实不是这场戏的第一幕。半个世纪前，同样的剧本上演过一次：1901年清末新政上谕，全国数千所书院一律改制为学堂——省城改大学堂，府州改中学堂，州县改小学堂（州县书院本是大头，教的也是童生备考的入门功课，层级大体相称）；1905年废科举，剩下的考课式书院连备考的对象都没有了。所谓改制，是机构不死、身份整体换掉：四书五经换成外国语和格致，山长换成校长，学田换成官款。变化最大的是教学形态——书院是考课式，平时自学，每月来考一次课，山长不定期讲学，不分年级（书院收的是过了私塾启蒙的童生，未成年的孩子在私塾，那边才天天有人盯）；学堂是班级授课制，按年级分班，有学期学年、升留级和毕业文凭，就是今天学校的模样。书院的去向也和教会大学神似：岳麓书院1903年改湖南高等学堂，几经演变成为湖南大学，书院至今坐在湖大校园里；白鹿洞、嵩阳、应天没走通这条路，成了文物和景点；钱穆1949年在香港办新亚书院接续讲学传统，1963年与崇基同为新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始书院——二十世纪被消灭的两大教育传统，在同一所大学里会师。

院系调整的本意是把通识教育当作浪费砍掉，让大学直接生产工程师。半个多世纪后，中国的大学又开始办书院、讲通识、修博雅——“书院”这个词也回来了。转了一大圈：从1952年的拆分，回到教会大学的博雅，再回到朱熹定学规的白鹿洞。记录它们，大概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