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有一日，他遇到一个聪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说，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你知道的。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粱皮，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尚且只有一小碗……”

“这实在令人同情。”聪明人也惨然说。

“可不是么！”他高兴了。“可是做工是昼夜无休息的：清早担水晚烧饭，上午跑街夜磨面，晴洗衣裳雨张伞，冬烧汽炉夏打扇。半夜要煨银耳，侍候主人耍钱；头钱从来没分，有时还挨皮鞭……。”

“唉唉……”聪明人叹息着，眼圈有些发红，似乎要下泪。

“先生！我这样是敷衍不下去的。我总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么法子呢？……”

“我想，你总会好起来……”

“是么？但愿如此。可是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经舒坦得不少了。可见天理没有灭绝……”

但是，不几日，他又不平起来了，仍然寻人去诉苦。

“先生！”他流着眼泪说，“你知道的。我住的简直比猪窠还不如。主人并不将我当人；他对他的叭儿狗还要好到几万倍……”

“混帐！”那人大叫起来，使他吃惊了。那人是一个傻子。

“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又湿，又阴，满是臭虫，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秽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

“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

“这怎么行？……”

“那么，你带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动手就砸那泥墙。

“先生！你干什么？”他大惊地说。

“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

“这不行！主人要骂的！”

“管他呢！”他仍然砸。

“人来呀！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快来呀！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他哭嚷着，在地上团团地打滚。

一群奴才都出来了，将傻子赶走。

听到了喊声，慢慢地最后出来的是主人。

“有强盗要来毁咱们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来，大家一同把他赶走了。”他恭敬而得胜地说。

“你不错。”主人这样夸奖他。

这一天就来了许多慰问的人，聪明人也在内。

“先生。这回因为我有功，主人夸奖了我了。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兴地说。

“可不是么……”聪明人也代为高兴似的回答他。

 我和老婆说起这个故事，我本来还在琢磨自己要不要当傻子的时候，老婆说，我就是那个奴才。。。一阵见血啊！！！

《新民丛报》时代的梁启超，最大变化是挣脱了维新派视野的遮蔽，看到了更广阔的思想世界，包括：

发现民族国家，突破了传统的天下国家观念的束缚。这使梁启超意识到，现代国家的合法性不再是皇家血统，而是来自现代国民。以此为契机，触发了他对个体、社会、国家的重新思考，渐知“保皇”之议迂阔，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

由此，梁启超看到了新民的价值，提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这标志着梁启超从传统士大夫，走向现代启蒙者。正是站在“新民”的立场上，梁启超提出：“凡一国强弱兴废，全系于国民之智识与能力。而智识、能力之进退增减，全系于国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国民之习惯与所信仰。”与传统彻底诀别。

“新民”与“子民”是相对立的，梁启超振聋发聩地提出“辱莫大于心奴”。所谓“心奴”，指的是“举国之人，他无所学，而惟以学为奴隶为事……不觉其辱，反觉其荣焉。”

那么，“心奴”是怎样被批量制造出来的呢？梁启超重新审视了历史。对传统知识人来说，很难挣脱历史的魅惑。在儒家看来，历史是静止的、伦理的，只为惩恶扬善而存在，但儒家规定的善与恶中夹带了私货。经苛刻的教育、选拔体制，历史被观念化，成了意识形态的注脚，成了“心奴”再生产的帮凶。于是，梁启超针对性地提出，“凡百事务，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才是历史，传统的《二十四史》无视历史进步性，不过是“帝王的家史”。突破陈旧而封闭的史观，不仅开新史学一脉，更为“重估一切价值”提供可能，将圆谎的史学转为批判的利器。